【專欄／Wedia微火觀點】主筆／楊大舒
猶記得大約是一年多前收到了一封沒有署名的轉寄信，信的內容大抵談的是外籍勞工在台灣的遭遇與生命故事。那時，印象最深刻也令我震撼的，是「孩子，不可不記得，他們也是人」的意念。爾後，高捷泰勞事件在新聞媒體上吵得沸沸揚揚，在台北的我，對於居住地發生的大事，卻反而感到朦朧且不真實；偶爾望見出現在報紙版面的外籍移工與配偶，訴說的若不是受虐的悲情、就是騙錢的無情無義，抑或是「新台灣之子」的教育問題。不免納悶，到底這一批外籍移工、配偶，是什麼樣的族群？有著什麼樣的故事？每次回家，幾次和媽媽於公園散步遇見坐輪椅的阿公或阿嬤，望著後面膚色略深的女子們，讓我生起一陣疑惑與不安。究竟，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他們？##ReadMore##
受這些問題困擾的同時，時間重疊，我也努力在不同的公益議題領域學習，甚至有了實際出國的體驗。有些問題因而得到解答，但更多的是，隨之湧來的自我質疑與審視。我發現，在短短一兩年間，志工服務乃至於國際志工成為一個可以炒作的議題，服務時數與經歷變成酷炫且必要的履歷資料，一窩蜂地，我們好像都陷入了一種前進非洲、前進東南亞的風潮，不確定這種現象是好是壞，但心中總隱隱地感到不對勁；而這困惑，在我重新看見了那些午後推著阿公阿嬤散步的外籍移工時，突然有了答案。
在那之中，總會發現不管在何地，他們的面孔與情緒似乎都是相似的：有點遲疑，甚至是些微生疏的。只有少數幾次吧，我看見他們聚集一起，才突然有了七嘴八舌、聊八卦般的充沛活力。
原來我的挑戰在於，我們把踏出島嶼才望見的，定義作國際；而踏進島嶼的，似乎是一種視而不見的隔離。我們似乎把國際劃分成兩大類，一類是先進的、可取的歐美，另一類是需要幫助的、落後的東南亞，乃至於非洲地區。對我而言，這種心態是彆扭且可議的，如果我可以看得見住在菲律賓、印尼本地人們的困境，何以台灣本島的外籍移工就必須摒除於外？什麼是國際化？什麼是國際視野？對比國際志工行動最愛倡導的目標與口號，我忍不住問著自己。
今年暑假，終於乖乖的窩在家裡和媽媽作伴，不時被半催著一起到社區公園午後散步。是個微帶熱意的下午，躲在樹蔭底下，隨著搖椅前後擺盪，一時間也不需言語，媽媽與我就這樣靜靜的望著間或經過的人群，一來一往。也許是帶著孫子的阿嬤，也或許是推著輪椅、帶著阿公出來曬太陽的外籍移工。
「我每次看到她們，」媽媽突然開口，「我都會想著……」乍時，我有點驚慌，心想：「噢！她該不會說出這些外籍勞工都怎樣、怎樣之類的批評吧？」我暗暗地想著，若真如此，那我就要如何如何反應……。
「我在想，」媽媽說著，「要照顧一個人二十四小時，一定很累吧！」她若有所思。「完全沒自由，要一整天一直看著一個人，光是陪著也都會煩吧！」
不曉得要如何表達我當時受到的衝擊，只記得我吶吶的答道：「嗯……對啊，所以台灣的外籍移工制度有很多問題，比如說他們不能休假、還可能因為一些奇怪的理由被遣返之類的……。」
其實，根本用不著什麼理論、大談社會改革，或是優越的知識份子心態，其實只是這麼簡單的同理心與深刻的觀察，同樣身為「人」，有許多的感受與處境是不言自明且能彼此體諒的。而我，自以為是個資訊流通（至少相較於我媽媽）的大學生，又何嘗真的看得比較廣、比較遠呢？終究，也只不過是陷入自以為是的框架，陷入了喧騰激情的議題炒作，而遺忘了在心靈的最底層，我們都有柔軟、溫和眷顧彼此、望見彼此的那一面，而那往往是最彌足珍貴的——「人」的本質。
十月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出書了，玉玲姐寫下了《我們—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，也再度撥動我記憶中的每幅畫面，我想起了一年前讀完email就一直忘不了的那句話、我想起了媽媽告訴我的話……，原來回歸到最單純的狀態，我們也真的就是「我們」，沒有他者與自我之間硬要切割的殘酷與荒謬，而是用溫柔的心意，就能包容且彼此好好凝望。
玉玲姐是個善於述說故事的人，在說故事的背後，我也看見了這些故事必然是用無數的生命經驗去鋪述交疊、有濃厚複雜的情感奠基交流的。因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《我們》，我想起了我自己的「我們」，而那是一道生命的軌跡，我媽媽的身影在前頭閃爍著。
註：在賴樹盛大哥的部落格中，透過他的推薦、整理與連結，才發現我一年多前讀的那篇文章，其實也就是玉玲姐寫的。想來真是巧妙的一件事。
延伸閱讀：
□文章〈親愛的小樹〉／顧玉玲
小樹，我一直覺得你有機會接觸這麼多勇敢又強壯的、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人們，是多麼的幸運，我但願你未來在與人相處時，會因此學會比較寬的心胸、比較少的偏見。
猶記得大約是一年多前收到了一封沒有署名的轉寄信，信的內容大抵談的是外籍勞工在台灣的遭遇與生命故事。那時，印象最深刻也令我震撼的，是「孩子，不可不記得，他們也是人」的意念。爾後，高捷泰勞事件在新聞媒體上吵得沸沸揚揚，在台北的我，對於居住地發生的大事，卻反而感到朦朧且不真實；偶爾望見出現在報紙版面的外籍移工與配偶，訴說的若不是受虐的悲情、就是騙錢的無情無義，抑或是「新台灣之子」的教育問題。不免納悶，到底這一批外籍移工、配偶，是什麼樣的族群？有著什麼樣的故事？每次回家，幾次和媽媽於公園散步遇見坐輪椅的阿公或阿嬤，望著後面膚色略深的女子們，讓我生起一陣疑惑與不安。究竟，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他們？##ReadMore##
受這些問題困擾的同時，時間重疊，我也努力在不同的公益議題領域學習，甚至有了實際出國的體驗。有些問題因而得到解答，但更多的是，隨之湧來的自我質疑與審視。我發現，在短短一兩年間，志工服務乃至於國際志工成為一個可以炒作的議題，服務時數與經歷變成酷炫且必要的履歷資料，一窩蜂地，我們好像都陷入了一種前進非洲、前進東南亞的風潮，不確定這種現象是好是壞，但心中總隱隱地感到不對勁；而這困惑，在我重新看見了那些午後推著阿公阿嬤散步的外籍移工時，突然有了答案。
在那之中，總會發現不管在何地，他們的面孔與情緒似乎都是相似的：有點遲疑，甚至是些微生疏的。只有少數幾次吧，我看見他們聚集一起，才突然有了七嘴八舌、聊八卦般的充沛活力。
原來我的挑戰在於，我們把踏出島嶼才望見的，定義作國際；而踏進島嶼的，似乎是一種視而不見的隔離。我們似乎把國際劃分成兩大類，一類是先進的、可取的歐美，另一類是需要幫助的、落後的東南亞，乃至於非洲地區。對我而言，這種心態是彆扭且可議的，如果我可以看得見住在菲律賓、印尼本地人們的困境，何以台灣本島的外籍移工就必須摒除於外？什麼是國際化？什麼是國際視野？對比國際志工行動最愛倡導的目標與口號，我忍不住問著自己。
今年暑假，終於乖乖的窩在家裡和媽媽作伴，不時被半催著一起到社區公園午後散步。是個微帶熱意的下午，躲在樹蔭底下，隨著搖椅前後擺盪，一時間也不需言語，媽媽與我就這樣靜靜的望著間或經過的人群，一來一往。也許是帶著孫子的阿嬤，也或許是推著輪椅、帶著阿公出來曬太陽的外籍移工。
「我每次看到她們，」媽媽突然開口，「我都會想著……」乍時，我有點驚慌，心想：「噢！她該不會說出這些外籍勞工都怎樣、怎樣之類的批評吧？」我暗暗地想著，若真如此，那我就要如何如何反應……。
「我在想，」媽媽說著，「要照顧一個人二十四小時，一定很累吧！」她若有所思。「完全沒自由，要一整天一直看著一個人，光是陪著也都會煩吧！」
不曉得要如何表達我當時受到的衝擊，只記得我吶吶的答道：「嗯……對啊，所以台灣的外籍移工制度有很多問題，比如說他們不能休假、還可能因為一些奇怪的理由被遣返之類的……。」
其實，根本用不著什麼理論、大談社會改革，或是優越的知識份子心態，其實只是這麼簡單的同理心與深刻的觀察，同樣身為「人」，有許多的感受與處境是不言自明且能彼此體諒的。而我，自以為是個資訊流通（至少相較於我媽媽）的大學生，又何嘗真的看得比較廣、比較遠呢？終究，也只不過是陷入自以為是的框架，陷入了喧騰激情的議題炒作，而遺忘了在心靈的最底層，我們都有柔軟、溫和眷顧彼此、望見彼此的那一面，而那往往是最彌足珍貴的——「人」的本質。
十月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出書了，玉玲姐寫下了《我們—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，也再度撥動我記憶中的每幅畫面，我想起了一年前讀完email就一直忘不了的那句話、我想起了媽媽告訴我的話……，原來回歸到最單純的狀態，我們也真的就是「我們」，沒有他者與自我之間硬要切割的殘酷與荒謬，而是用溫柔的心意，就能包容且彼此好好凝望。
玉玲姐是個善於述說故事的人，在說故事的背後，我也看見了這些故事必然是用無數的生命經驗去鋪述交疊、有濃厚複雜的情感奠基交流的。因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《我們》，我想起了我自己的「我們」，而那是一道生命的軌跡，我媽媽的身影在前頭閃爍著。
註：在賴樹盛大哥的部落格中，透過他的推薦、整理與連結，才發現我一年多前讀的那篇文章，其實也就是玉玲姐寫的。想來真是巧妙的一件事。
延伸閱讀：
□文章〈親愛的小樹〉／顧玉玲
小樹，我一直覺得你有機會接觸這麼多勇敢又強壯的、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人們，是多麼的幸運，我但願你未來在與人相處時，會因此學會比較寬的心胸、比較少的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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